70年前，民族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诞生在内蒙古，此次回到民族电影的出发地，来到40多个民族聚居的草原青城呼和浩特，数十部少数民族电影集中和观众亲密接触，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电影人聚集一堂，围绕着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自信和商业价值展开讨论，共同为少数民族电影的未来把脉，浓浓的民族文化风情，给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带来了别样的色彩。
内蒙古民族电影的特色和底蕴

　　在《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里，麦丽丝首次运用高科技全息技术拍摄，以改革开放前的“老电影”与改革开放后荣获国际大奖、国家级大奖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展示了“老电影”的许多珍贵镜头和对著名电影艺术家的访谈，彰显了内蒙古民族电影的特色、底蕴和光荣传统。

　　尽管凭借独特的民族特质和极具风格的视听语言，内蒙古民族电影已经给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但目前作品总量、投资规模、制作水准和票房收入，却和其他少数民族电影一样不容乐观。

　　遗憾的是，一些民族电影被市场冷落。在电影院线商业大片云集的今天，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被贴上“艺术电影”的标签。

　　如何重新唤起观众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热情，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走进院线，是不少民族电影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通过电影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蕴藏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塔洛》，讲述了记忆超群的孤独牧羊人塔洛偶遇发廊女后发生的故事，影片以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浓缩出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

　　通过电影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蕴藏，展示人文关怀的温暖与深切，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魅力所在。《可可西里》所表现出的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马背上的法庭》对基层司法现状的真实描绘、《剃头匠》对即将失传的手艺和即将逝去的老手艺人的缅怀与热爱、《图雅的婚事》里纠结而又感人的人物情感关系，极大地拓宽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民族文化探寻和人性思考的融入，丰富了少数民族电影的主题。

　　“大量少数民族电影对文化的坚守，对价值观的呈现，都提升了中国电影整体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民族电影。”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高峰论坛上，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虽然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状态，但当前的少数民族电影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创作格局，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并呈现出新发展、新格局。

　　
　　历时6年终获公映许可，大胆进行类型化尝试的藏族题材电影《金珠玛米》，结束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之后准备冲击贺岁档了。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杨蕊首次采用民间视角披露70年前西藏解放秘史，惊心动魄的藏地冒险，血脉贲张的高原战斗，爱与恨，杀戮与救赎，让这部充满西部豪情的影片有了和以往少数民族电影全然不同的姿态。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量每年稳定在50部左右，还有数量可观的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随着数量的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诺日吉玛》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大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了“华表奖”，去年以来，《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影片在院线放映，取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让人看到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

　　“我一直认为，民族电影应当分为三类，它们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一是 精深特 的艺术电影，目标是知性观众和国际电影节，体现民族电影特有的优势和魅力；二是类型化影片，目标是国内市场观众群，赢得相应的票房收入；三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目标是国际市场和影响力，占领中国电影的制高点。”在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高峰论坛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影片推介部部长牛颂说。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在国际上如此受到青睐，在赵晏彪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差异性，因此民族电影创作首先不要强调是哪个民族，而是要强调故事的精彩、艺术的精到和电影语言的规范，“少数民族电影的类型化不能流于表面化、雷同化，不是穿上少数民族服装，说几句母语，骑着马，拿着弓箭就是少数民族电影了，这是一种曲解”。